专访奥地利前副总理安德罗施安逸时代能走多远

专访奥地利前副总理安德罗施：安逸时代能走多远

[目前的社会很平静，大多数人感到满足。因此，人们接受了现状，但却没有去为子孙计划将来，这是目光短浅的做法，没有展望前景，没有确定方针]　　提到位于中欧的奥地利，多数人脑中闪现的关键词不外乎富庶、高福利、环境优雅、奥匈帝国等。但是，身处正在衰退中寻求复苏的欧盟，奥地利能否独善其身，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富裕社会背后，又有哪些积弊已久的问题？

2010年，奥地利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汉内斯·安德罗施(Dr.HannesAndrosch)曾以奥地利政府驻上海世博会政府总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国。这一次，安德罗施带着他的新书《安逸时代的终结》到访上海。在介绍中方出版商时，安德罗施称赞其“勇敢”，因为不敢肯定能引起多少中国读者的兴趣。其间，安德罗施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　　从高福利时代中唤醒　　第一财经日报：在奥地利，提前退休者和失业者的救济金甚至不比普通工人的收入低，高福利转变为“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安德罗施：在过去的50~60年里，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迅速上升，而实际退休年龄的均值却提早为58岁，目前很多人处于退休状态，需要投入更多的医疗资源。而对于公共服务机构来说，退休年龄则为52岁，结果是对社会贡献率，尤其对养老金制度造成影响。　　正因为如此，一些税赋，例如75%的收入税和工资税都需要被拿来弥合这一缺口。这意味着公共财政没有得到合理配置，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未来发展和投资，这样的做法最终伤及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损害了国家创新，影响了教育科研以及其他领域。　　长话短说，奥地利把超过一半的GDP产值用在公共事务上，而目前45%的税率仍然显得不够。多年来，我们搞错了发展重点，这意味着我们都把钱花在了眼前的事情，而很少投资未来。结果就出现了伴随失业率增长的经济上行。　　为了唤醒民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撰写并出版了这本《安逸时代的终结》。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5年前，我们的经济表现得甚至比德国还好。但是现在一切都变得不同，经济需要重新启动。显然，我们需要扭转目前的局面，但是设定一个目标容易，通过政治途径去实施它则绝非易事。　　日报：也许没有最佳的社会，只有平衡的社会。对此，你的观点是，奥地利人过惯了半个世纪的富裕日子，为了把人们从安逸时代中唤醒，从基础设施到社会福利的社会体系都必须重构。　　安德罗施：目前的社会很平静，大多数人感到满足。因此，人们接受了现状，但却没有去为子孙计划将来，这是目光短浅的做法，没有展望前景，没有确定方针。事态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了，成功反倒成了“失败之母”，这就是我为什么说需要改变那些自我满足的状态。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包括希腊在内的一些南欧国家就是最好的例子。　　社会体系需要重新调整以适应新形势，比如人们活得更健康更长寿，职工提前退休等。因此，仍旧存在一个越来越大的缺口，甚至无法用财政手段弥合，即便可以，那么如果现在把资源都投入进去，就没资源能留给未来了。每一个农民都知道，不播种哪来的收获。你只能拿你已经生产或制造出来的东西去分配。　　缺乏效率的福利体系　　日报：奥地利60岁以上人口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正在出现。奥地利的社保支出约为GDP的30%，但贫困依然存在，你把这个问题归咎于社保体系缺乏效率……　　安德罗施：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GDP总量的30%是一块不小的蛋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存在所谓的贫困现象，那么整个社会体系的分配制度显然是存在问题的。我们的生育率和中国差不多，但我们为家庭提供的财政支持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　　日报：那么你认为怎样的社保体系才是有效率的？　　安德罗施：毋庸置疑，福利体系是过去一个世纪里我们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但你需要对可持续发展负责，如果像奥地利过去几十年那样，花了太多钱，而福利体系还是摆脱不了资金短缺的窘境，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体系十分危险。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来说，这是不明智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日报：在马歇尔计划中，奥地利得到了大约5亿美元的援助，这笔援助对奥地利后来的辉煌产生多大的帮助？可不可以说，没有马歇尔计划，如今的奥地利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安德罗施：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的话，我们利用历史的智慧也可能做得很好，但需要花上更长的时间。原因是，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全球经济，尤其是欧洲，开始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年代。这是一项针对全球经济的刺激计划，而不是针对任何处在苦难中的个体。那时候马歇尔计划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急需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它给了我们心理上的支持，我认为这也许比实物支援更重要。　　“创新力危机”　　日报：欧盟委员会最新公布的2014年欧盟创新力排行榜显示，奥地利的创新力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中排名第十，2009年以来持续下滑。瑞典、丹麦、德国、芬兰位居前四。奥地利是否正在经历“创新力危机”？　　安德罗施：对，而且这令人感到害怕。很显然，我们需要在大学教育和科研领域做更多努力，以加速创新驱动。创新可以理解为把新科技、新进展、新产品投入市场并为人所用的所谓“通用科技”。这不仅与创造新想法和新发明有关，创造新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发明。　　而且，从一个新想法和新发明到投入市场为人所用之前还需要一段时间。回顾蒸汽时代，内燃机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形成了10亿辆汽车的巨大市场。但现在，智能手机进入市场才短短7年就有了10亿用户。　　日报：你的书中提到，民意调查显示，奥地利年轻人人生最重要的两大目标是安全和自由，是否可以假设，由于缺乏这两样因素而导致渴望？　　安德罗施：我们很幸运能在超过70年的和平年代里生活，5月9日就是二战纪念日。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能够有机会在和平年代里组织我们的生活方式。这里提到的安全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安全，而且是社会意义上的安全感。　　另一方面，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你只能分配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处在充满竞争的国际环境之中，我们需要做得更好、更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从一个贫穷的国家成长为一个富裕国度。但是近几年，我们面临的挑战很多，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克服安逸和自满情绪。　　李光耀拥有受世界尊敬的魅力　　日报：怎样看待自己的邻邦？尤其是德国。　　安德罗施：我们有38个邻国(泛指欧洲地区)，某种程度上，由于欧洲一体化进程，我们和邻国保持和睦关系，但是如果我考虑到克里米亚、乌克兰和一些中东、北非地区出现的新问题时，这些都是存在于欧洲周边的问题，它们不是美国的邻居，也不是中国和印度的邻居。　　所以，我们在欧洲地区缺少的是两方面，一是共同的安全和外交政策，另一个是统一货币，因此需要一个中央银行，当然，这个我们已经有了，但是我们没有的是一个银行业联盟以及相应的针对金融和经济政策的协调。　　目前，欧洲显示出疲软的增长态势，世界经济也同样面临缓慢增长，中国是个例外，但是俄罗斯和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陷入经济衰退。整个大环境都在期待好转，但是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美国还是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反观欧洲，暂时不考虑俄罗斯的话，表现均差强人意。德国经济目前表现还不错，但是如果欧洲其他国家不争口气的话，德国也无法维持长久增长，最终，它也会被拖入发展迟滞的泥沼。　　日报：奥地利最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什么？　　安德罗施：世界各地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能从中国身上学习到的是，它有明确的战略方针，虽然面临污染、老龄化等问题，但是中国在执行政策方面效率更高。我们的官僚气息太重，而且太短视，缺乏长远的方针和策略，另外，我们在落实一些必要事项时缺乏驱动力，比如一些针对教育和养老金的制度改革。　　日报：在你的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李光耀的政治理念，是否非常了解和推崇他的理念？　　安德罗施：某种程度上讲，可能是因为我读了一些他的书，了解了一些他的往事。他现在90多岁了，看上去很憔悴(注：采访时间为3月21日，李光耀病危期间)。他用一生的时间把一个欠发达国家领导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作为新加坡的“国父”，他有很多智慧能与世界分享。所以说，他拥有受世界尊敬的个人魅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尚浩宇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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